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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天专栏:金融科技与货币超限战(下)

作者:   发布于2020-03-22

日本军票是日本军用手票的简称,前身可追溯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的军用切符。当时日军在海战之后已经佔领辽东部分地区,并準备侵略华北地区,由于中、朝、日三国通货制度与计价单位不一,陆战扩大导致日本必须从本土搬运银两来支付军费。为了维持日本的金融与财政稳定,大藏省遵内阁决议在日军佔领地区发行代币,用以支付军费。根据大陆学者整理日方明治时期财政史料,当时甲午战争日方军费总额高达5000万日圆,但当时日方银行体系储备金总共约9000万日圆,可见军票作为一项武器,作用很大。随后在1905年日俄战争、1914年日军对德宣战侵佔青岛、1917年打击苏联进军西伯利亚、以及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期,军票都是日本重要的货币战武器,而由于日本财团受特许介入军票兑换与回收,军票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经济扩张的有力工具。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大藏省说明军票的发行目的不包含派遣军军人与均属的俸给,但随着侵华战事的扩大,军费支出大幅上升,原本透过日本银行券与朝鲜银行券支付的军俸也允许以军票支付。军票的信用,取决于日军的最终胜利,一旦大东亚共荣圈真正成立,这些代用通货自然会被将来凭藉日本统治正当性所发行的某种硬通货替换。随着日军在华佔领区的扩张与个别傀儡政权的扶植,日本政府开始扩大军票在华中、华南与华北地区的流通,以宣示大日本帝国对佔领区的经济国威。据统计,日本侵华战争时总共发行过甲、乙、丙、丁、戊、戌六种票号、23个面额的军票,总发行金额高达7亿日圆。侵华日军需要用如此大量的军票的主因,一是因为中国领土广大,各地金融制度与货币使用习惯即使在废两改元推行法币后仍然差异巨大,需要因地制宜。二是因为日军侵华军事行动是逐步推进,军费增加是配合不同阶段的军事目标。三是日本对各个在华傀儡政权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除了「满洲国」之外,自1935年到1939年间,中华大地上由北向南,依次出现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4个傀儡政权。不同的傀儡政权与佔领区内使用不同的军票或傀儡货币(例如南京汪政权的「中储券」)让日军破获中国的金融秩序,有利于日军控制傀儡政权。

康乃尔大学政治学教授Jonathan Kirshner在其名着《货币与强制:国际货币权力的政治经济学》中特别在独立章节中讨论1935年到1941年日本对中国进行货币战的诸般手段。中国传统上採用白银本位又允许各种纸币与铜钱流通所导致的币制混乱,在民国成立后更形严重。中国是银的大消费国,但本身却不产银,美国却是世界产银大国。1934年, 美国出于笼络本国白银生产州议员的政治考量,推出《购银法案》,造成国际白银价格上涨,鼓励民众抛纸币,换白银,再换成黄金。白银外流造成通货紧缩,以及藉由改革币制树立中央金融威信,是国民政府推动「废两改元」与法币的远因。法币推出当时,中美之间曾就中方出售白银予美方,换取外汇以稳定法币市面的数次协议,亦有透过以中国特产、造舰军需品桐油为担保的借款,以及成立世界贸易公司等绕过美国中立法案的白手套以直接向美国各州的物资生产商直接购料的种种特殊安排,是为二战史上中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在此期间,日本数次透过日资银行突袭中国的外汇基金,意图打压法币汇价,造成国际市场对中方信心不足的印象。除此之外,日军还利用军票及各种在华傀儡货币在佔领区吸收法币,一方面劫掠财富,一方面打击国民政府的统治威信。这些傀儡货币后来对法币的贬值幅度,都在40%-50%之谱。1939年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的研究备忘录指出,日本实施军事与经济征服的战略思考是:针对目标国发动战争实现军事佔领,设立傀儡政权,挟军力强制发行傀儡货币排挤佔领地区既有货币,再将傀儡货币与日圆获日本银行票券挂钩,以遂行金融控制与经济掠夺。由于日本会对佔领区实施近屋口管制,此一货币战行动方案基本上可以对佔领区实现完全金融与贸易封锁。在对日抗战中,日本对中国的完全封锁并未实现,除了法币的生命力与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外,美国为保护中国而进行的种种货币操控策略,亦相当重要。

来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数位货币成为主流,金融超限战的打法将会如何演变?

想像两个情境:(一)已经拥有数位货币技术的攻击国对无数位货币技术的目标国;(二)以及拥有数位货币技术的準国家或中小型国家对尚未完全数位化的货币体系的攻击式防御。在前者,由于互联网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利用app布署数位货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假设目标国是倚赖自由贸易的小国,而攻击国是政经军实力规模更大的霸权,只要双方因为经贸往来的人流、金流与物流愈发紧密频繁,攻击国可以利用推广其数位货币在目标国境内不同支付场域的流通,以及要求双边关键贸易金流的结算必须使用该国的数位货币为之,甚至促进目标国人民与商家养成使用攻击国的数位货币app的习惯。随着时日增加,这种货币心理战会让群众逐步产生对数位货币的好感以及逐步降低使用传统货币的频率,无形之中弱化了目标国群众对本国货币的依赖。而由于数位货币其实是可以用程式操控的虚拟物件,只要目标国民众与商家不断增加对攻击国数位货币的依赖,攻击国根本无需动手,仅凭更动数位货币参数就有可能来达成「和平演变」的效果。在后者,由于维繫传统货币体系所需的资源门槛及政治决心相当高,货币体系核心国通常会尽力捍卫其体系于不坠,攻击国如果并非大国,完全可以採取「摇船」策略来进行政治讹诈。比方说,以出口导向的中等国家可以在採用数位货币技术后,将所有境内流通的数位货币透过程式改为自动贬值的虚拟点数,并同时推进极端的负利率政策,从而实现刺激国内消费(不消费钱就变薄)同时又对外竞争性贬值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来评估日本正认真考虑将比特币认定为货币的尝试以及日本央行加强推行负利率的政策,在已经实现数位金融乌托邦的极端情境中,可以想像日圆出现「境内版」与「境外版」:日本境内以数位日圆取代现金,如果不及时消费或投资,购买力就会按程式设定的参数不断下降;境外日圆仅仅为国际贸易结算的计价单位,可在全球範围自由流通,但一旦入境就必须强制兑换为数位日圆。如此一来,境外日圆相对境内日圆是强势货币,但因为其境内使用受限,仅能成为具流动性的银行储备资产,企业与个人持有的诱因将大幅降低,但日本对本国货币主权的控制力反而因为数位化而加强。只要日本能够透过区块链技术或其他更先进的金融科技来实现资产数位化与数位金流控管,若日本企业仍然掌握世界需要的关键产品与技术,出口贸易仍可持续,境内经济与金融秩序有可能与外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隔离。若将日本视为广义美元霸权体系内的中等国家,这种策略或许可以抵抗强美元环境对日本经济通缩的威胁。

更极端的想像是:如果日本遭受外敌入侵,或是因为天灾人祸导致国土超过九成以上无法居住,日本人成为四散的国际公(难)民,有没有可能透过区块链不可磨灭、不可抵赖的技术特性,让日本完全数位化的金融体系在云端「重开机」,甚至透过互联网维繫国祚(government continuity)? 一旦区块链技术所驱动的多中心化网络资料库成为人类社会维持记忆与调动资源的核心基础建设,所谓的流亡政府与数位国土,都会被重新定义。发展金融资讯超限战的关键能力,也就上升到捍卫主权与战略层次。考虑到在智能网络政府的全球模範爱沙尼亚已经可以将「政府」放到一个随身碟当中準备以「安全模式」在异地重开机,这个思想实验成真的日子也许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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