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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8964三十年:邓小平重建「政治恐惧」,习近平实现「

作者:   发布于2020-03-19

近日中国微信公众号上流传一篇《非京籍孩子上学到底有多难?》,深刻描述北京外来人口的孩子要上小学,即使齐备各种文件,仍会遭遇公部门各种刁难,背后凸显中国普遍存在的户籍制度问题,引起广大迴响。

不过,两天内原载、转载此文的公众号连结皆被下架,画面显示「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西方世界的交往政策失灵

另一个新闻是,五月下旬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在山东考察时走进一家水果店,惊讶于苹果价格飙涨,立即叮嘱地方官员採取必要措施控制物价。

这是中共政权的日常,一方面透过维稳制度限制人民各种自由权利,一方面却又维持民众必要的生活水準。

但这个不断微调的平衡究竟可维持中共政权多久?这是六四三十周年,又恰逢中美贸易战急速升温,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议题。

二○○三年,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就撰写〈威权主义的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一文,指中国转型为威权政权是「具有韧性的」。但○九年,黎安友在另一篇文章改口:「中国未来最可能的转型方式仍将是天安门事件那样的模式。」不过要成功需其他社会政治条件配合。

多年来西方世界企图以交往政策(engagement)推进中国民主化,转瞬成泡影,恐怕就是被中国可能转向威权主义所迷惑。中国作家莫之许曾整理乐观者的看法:中国市场化和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带来私有经济和新兴中产壮大,也会促进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在内的社会组织兴起,最终在新兴社会力量推动下,实现中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但事实证明,中共本质仍是极权主义,除了以党组织严密监控企业,于社会层面拦截上访民众、打压维权律师、NGO,媒体及网路言论尺度则愈收愈紧,还有遏制新疆人思想及行动的再教育营。中共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却又不断扼杀经济红利可能带来的社会活力,实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所说的「闷声发大财」。

邓小平血腥镇压六四重建恐惧

「六四镇压后,中共执政方针从安定团结变成稳定压倒一切,学会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苗头,任何社会基层组织都要放在党控制之下,推到极致才会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统治。」当年被通缉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超华出席新书《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六四30週年祭》时,如此剖析六四屠杀就此改变中共的执政轨迹。

另一民运学生领袖王丹也认为,六四镇压完全不必这么血腥,但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有意重建「政治恐惧」(political fear),「八九年六月九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官,表示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潜台词就是『我们过去把政治恐惧这个武器丢掉了』,这才是共产党本色,至今都不断製造新暴力。」

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也指出,中国结合影像辨识、指纹、社会信用系统,打造了「高科技极权主义」,加强对人民的监控。

不过,另一方面,中共政权也积极推动解决方案,包括扶贫大量减少赤贫人口、环境汙染防治及去化金融风险等;近两年大规模减税刺激经济增长,以应对经济下行及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冲击;专业官僚也持续改革与民众切身相关的司法、医疗、食安、教育等领域。

人民不满但还可以接受现状

所以极权主义的韧性到底能维持多久?没人可以预测确切时间,但都认为中国不满的声音在积累,就等待再次掀起政治浪潮,促使中国走向民主化。对中共而言,这是一场以民生红利抵销专制压迫的漫长赛跑,而且愈来愈艰辛。

前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郑宇硕指出,中国加强维稳、维持经济增长,并推动全民社会保障网,让大家不满但还可以接受现状,「主要是权贵乃至于中产阶级还有离开、出国的选项,而且中国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以及反对、取代的力量,所以暂时相安无事。」

新新闻》8964三十年:邓小平重建「政治恐惧」,习近平实现「长期研究政权转型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军涛表示,习近平大规模反腐扫黑,虽有助平息民怨,但也会把跟共产党合作的既得利益者等反对力量打出来。(李忠谦摄)

但郑宇硕认为,中国还是有人权律师、人权组织、地下教会、独立劳工组织等低调运作,中国经济也不再可能重现改革开放起初的腾飞,意味以经济利益做为缓解矛盾的能力下降,对政治自由的要求就会上升。

像是中国一八年就有八二○万毕业大学生投入就业市场,失业情况严重,也有买房问题,当局虽然也重视解决,但问题恐怕一直存在。郑宇硕也强调,中国面临贸易战冲击,科技技术首当其冲,但权威型政府真能鼓励创新吗?

草根反对力量欠缺串连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长期研究政权转型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军涛,也梳理中国「三化」后持续累积社会不满:极权政权推动「市场化」带出强徵、强拆等社会矛盾;「全球化」跟国际社会制度接轨,带出如血汗工人、律师衍生的维权工作、基督教及环保运动等不满力量;「资讯化」如社交媒体及网络串连反对派。他认为这些力量是草根的,只是欠缺串连。

王军涛表示,习近平大规模反腐扫黑,虽有助平息民怨,但也会把跟共产党合作的既得利益者等反对力量打出来,如流亡海外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就是。

此外,当初黎安友提出威权主义韧性的重要指标是,中共前后任总书记江泽民及胡锦涛平稳移交权力,但习近平十八大接任时遭遇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挑战,上任后又削弱集体领导制,并取消任期制,中共权力转换将成隐患。

至于未来世界局势朝向中国结合盟友对抗美国等西方世界,中国面临制裁、围堵等情势,是否可能加速政权更替?王军涛认为,制裁压不倒中国政权,「最坏情况会激化出一个『西朝鲜』(嘲讽中国如同在西边的北韩複製品),而且权贵日子照过,却由人民承担苦果。」

必须有大政治风潮才可能改变

王军涛表示,要期待北京政府自己改革几乎不可能,放眼各国经验,中国还是要有如八九民运的大事件、大政治风潮,逼统治者表态,最佳情况是与反抗力量妥协让权,虽然也有被镇压成功的风险,但镇压过程也可能发生军事力量反制当局,才可能实现政权转移。

「一个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尊严的政府终究不能长治久安。」郑宇硕认为,中共政权终究会慢慢衰弱,但还要一段时间。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封从德则认为,现在中国年轻人比八九一辈厉害得多,除了多是独生子子女更重视尊严,其二工作独立性高,其三藉由出国、网路时代接触更多资讯,都是年轻革命者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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