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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学生运动的笔记:从一个边缘的角度

作者:   发布于2020-04-27
责任主编:楼乃洁

当你戴上学运的光环……

这几年我发现一件事情,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罗列一条条学生时候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每每重述记忆的细节时又会召唤出另一种经验、另一个场景,彷彿记忆犹新、彷彿疏离远去,那些文字印记着青春,有时以年来记、有时以主题来记、有时以团体来记,我像是得到某种强迫症一般,不停拼凑那些无法再次完整的场景。

我发现内在有一份很深的焦虑,我们究竟做过一些什幺、留下一些什幺?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看见周遭的同辈,有的继续念博士班,海外国内都有。有的人因缘际会进入社会实践性较强的NGO或工会,领全职或兼职薪。有的进入主流媒体。最多的是找一份学历背景相关的工作,以主流的薪水为生,利用业余时间参与运动性较强的社会团体。

说实在这些人的生活都蛮辛苦的。很多时候,如果曾经参与学生运动的学生若把这些运动经验当作某种理想性的光环,对我来说那个光环很不幸的会成为我们一生的枷锁,而填充光环的情感基础是我们处身在社会行动的某些时刻,感觉到原来透过集体也能改变一些几乎看似无法撼动的制度与规範。我们这些被视为「吃饱太闲的人」也感觉到自己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像是被开了天眼一样,举凡校园内是否有身心障碍者可通行的步道、门禁制度是否有性别歧视的意涵、有些社团的活动为何总得到校方在资源上的协助与支持,总总,生命开始充满着各种唐突、不安、疑惑、进而质疑整个社会体制,生命逐渐与周遭人(包括家人)格格不入的处境。我认为光环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被学生运动者戴了上去,并且开始了与权力既争逐却须避免迷惑的一条世俗之路。那光环于僵化的现实生活中淬炼,我们愤怒于看见自己或他人权益受损、权势者顶天立地的傲慢神色,想望改变社会的过程让心智处于一种极大的压力。

而因为学生身分的特殊性,离开校园这个场域之后,其运动形式与内容一般来说无法直接衔接至社会运动的议程里,但对社会基本的态度与想像,学生运动的参与往往扮演重要的角色,其运动经验是複数生命经验的组合,不同的学校依据校园传统会发展出不同的行动方式,比如在我的观察里,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媒体型战区,因为该校学生的教育经验使其能代表菁英政治或文化资本形象做为代表性的发言,比如台政清交成等校。第二种是标誌型战区,因校园文化的特色,让行动者在特定议题上能传承或累积异议经验,比如宗教型学校、师範学校、具有学运传统的学校等。第三种是游击战区,因为社会运动或全国性的学生运动浪潮后受其影响的个人,自发性在校园里组织学生搅动校园,通常会集中在私立学校、或较无学运传统的学校。第四种是封锁区,通常会出现在技职化训练与管理的学校,生命经验的特殊性,让异议份子因不满校园中的压迫,起而发声,一开始会以个人形象出现,争取基本的言论或集会自由。

这些複数经验还因为社团属性,比如自治性社团、异议性社团或地域性、个人气质等因素,让议题关切的面向不同,也依此发展出各种对于「学生运动」的辩论,生产出各种殊异的社会介入策略。但无论如何,儘可能书写并且记录,甚至追溯学生运动历史的痕迹,让不同位置的校园行动者能彼此理解与对话,让差异的生命经验能够触发我们对人的敏感性,理解各种行动的潜能与限制,共同思索未来学生运动的可能性。

那些时候,关于我们生命陷落的那些时候

前几个礼拜,与学妹哈拿碰面讨论营队课程要如何呈现,这是大学学生权利调查评鉴小组「学权访调工作坊」其中一堂关于新兴异议性社团反抗经验的课。这次见面我们在公馆的咖啡厅足足谈了一整天,从日光聊到夜晚,中间吃了两顿餐,喝了两杯咖啡。这次见面我有种感觉,即使我们年龄有十年的差距,但是在具体的社会行动中却有一份共通的感情,那是关于教育经验过程的一种……可命名为「付出代价」的经验吧。比如,你到了某个被视为后段班的学校,透过一些营队或活动而接触了校外的一些「异议份子」,在受其教养的过程中,学习了进步的语言与实践方法,然而再次回到自己的校园,却发现无法以这样的「进步」与同学们互动,落实在实际的社团事务工作中,也必须反覆面对社员转系、转学、二一、休学的困境,无论是极力「向上流动」还是持续「教育不适应」的问题,社团人力严重不足,尚难发挥集体的力量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教育经验里的挫折、自卑、无力的情绪偶会突发在课堂、社团、家庭、打工,各种人际互动里。作为兴趣、气质较为接近的「社团伙伴」,有一个对公共议题分享的空间,进而承担私人情感经验的重量,即成为社团重要的功能。

然而,那些看似枝微末节无法直接挪为议题论述的生命经验,在时光中是个不停旋转的姿态。有一些学校的学生绝不会被视为知识分子,但他们还是渴望自由,试图与周遭的同学活得不一样,有一种模糊的、自卑的样子思虑自己与其他「明星社团」互动的样貌。我跟哈拿说──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对话过程中我想起大一还是大二那年,我参加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举办的「性/别人权种子营」。记得那次营队里,有一个很亲切的、绑马尾的男生,主动来跟我打招呼,那时候我在学校弄异议刊物才刚经历一场处分风波,他说他有看到那个连署,我也有印象眼前的这位学生,台大大新社,叫做林柏仪。我不知道为什幺,那时在寒暄过程背脊整片的冷,不好意思多说什幺,我心里担忧着:「我如果说出一些听起来很笨的话,对方会不会瞧不起我?」

事后的许多年,我越来越觉得那种顾虑在面对柏仪这样的教育改革者是多余的,但是我也渐渐发现自己内在的一份心理感觉正发生着,哈拿说她也有类似的经验,就是,在生活中许多要诉说自己学校、填写学经历的表格时,都还是会处于一种希望能避开自己母校的心情、或者希望多列几个「资历」来向他人证明自己的能力是不容小觑的。奇怪的是,这样的举动还会自我反驳,说:你是一个异议者耶!你跟同校的学生不一样,别的学校的学生、社会上的人不会这样看待你,你的感受不过是自卑感的问题吧!于是我想着,想赶紧加入改革社会的行列里,以为在社会实践的过程,我能够逐渐释放这样的忧郁,但是那种被边缘化的感受究竟是怎幺来的呢?一直到去年的学权营,我担任队辅,谈论门禁问题时,有一位就读明星大学的学员谈到我的母校,他说他有一次因缘际会下参访,他忧心着,如果教育过程中较没有自制力的学生,若给予太多的自治空间,他们会不会暴动呢?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才终于清楚的明白,我内在的矛盾就在这里,那种教育经验里的压迫确确实实一直存在,它转化成两种形式,于我,是一种羞耻感。于这位学员,是一种歧视的眼光。在这一个时刻,我明白,我们共处的是一个什幺样的社会。

情绪的课题:万能青年的愤怒

2011年对有一些人来说感觉像是过了一辈子那幺久,其中,当然包括邱智彦。熟悉学生权利运动的朋友对他的印象应是一位万能科技大学的大学生,为了成立一个异议性社团却遭到校方打压,冲突过程中他静坐、示威表达意见却受到退学处分。然而这个事件后来的发展过程则较少人细心地叙述过:实际上经由学权小组对事件的揭露与学生团体的各方串连,邱智彦受到学校压迫的叙述在媒体上得以较为中立的角度曝光。后来球滚到教育部,经由人本教育基金会的法律协助进入司法程序,与此同时,邱智彦因为担心接到兵单及诉愿过程的漫长等待,遂移师到教育部静坐抗议。后来,教育部诉愿结果,以万能科大在处理学生奖惩过程行政程序的严重瑕疵,判邱智彦胜诉(苦劳报导:认定校方行政瑕疵 邱智彦退学诉愿胜诉),万能不愿接受,双方持续对峙,经民意代表居中协调,交换条件以「两个小过」复学。

然而,如果深入细究这起事件,邱智彦以个人出现的姿态,并不是习于倡议、惯于集体性的「学运社团」争取权益的作法。他是怎幺与声援学生互动的呢?以学生运动的角度来说,这是很值得关注的「组织命题」,我认为必须从这个角度看待才能更深度的理解这起事件,甚或理解邱智彦背后,以技职发展作为学生生涯规画的校园,如何决定了异议者表达言论空间的模式。

这个角度以「愤怒」的形状从邱智彦的嘴里表达过。事件一开始的时候,他与位在桃园市的独立音乐空间「野店」的朋友们,就曾经在万能校门口前有过零星的反抗,然而过程中,除了换来媒体几乎偏袒校方的报导之外,就是来自校方的冷漠以对。因此2011年1月20 日,邱智彦第一次与学权小组成员在野店碰面说明自身遭遇的故事,那时他提出的诉求是:「要校长下台」。我仍然清晰的记得在场学生们五味杂陈的表情,因为这个诉求在实际运动的经验里,门槛实在太高。

后来几次的会议里,邱智彦与野店的朋友,比如阿达,反覆在确认一件事:你们是否要让更多人知道邱智彦的遭遇?你们有意愿要搞这件事吗?那种彼此信任的过程,其实非常曲折的反映在邱智彦屡换屡变的行动方案中。有一天晚上,邱智彦约我在 一家咖啡馆碰面,话语中诉说他庞大的抗议计画,其悲壮的程度甚至要以生命来换(邱智彦复学之后的几次碰面,我问他,这个过程里你有没有感觉遗憾的事,他好几次都这幺回答:「我没有坐到倒下」)

透过纪录片导演萧立峻拍摄、邱智彦配乐并起名的一则短片《无声‧火》,那种愤怒随着宣传工作达到高潮,亦让他的情绪比较稳定下来,这个影片拍摄过程特别的地方是邱智彦少数愿意中断静坐的时刻,他从校门口站起身,带我们走进万能校园并笔画着他退守校门前更早的记忆。我们随着他回忆校园内示威空间的变换,而监视这份记忆的是一位随行的警卫人员。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感兴味昂然的旅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这些闯入的观众何其愤怒,那天影片拍摄结束后,一行人坐下来讨论,想起一部美国学生运动纪录片《佔领》情节的片段,于是决定那天要由学权小组学生秘密闯进万能,并佔领校长室前的走廊,向万能校长讨公道。然而这个行动方案与另一个要佔领万能校门口以阻碍车道的方案,后来因恐触碰法律问题的顾忌而作罢。

我知道这些决定,是让邱智彦再次回到校门口静坐第一天晚上的那个愤怒感觉里面,而他认定的「同志」是野店,而非学权小组。,邱智彦的静坐已超过一个月。他跟我说他明天的行动要在校门口砸鸡蛋,并思考更激烈的行动来逼校方出面。那个时刻我其实不知道该怎幺办,来到现场声援学生很多可能是没有更激烈行动準备的,冲突的临界点,谁负这个责任?于是,我做了一件事,打电话给学权小组的另一个成员庄程洋,我说:必须面对愤怒,邱智彦的、以及我们自己的。

15日当天新闻画面出来的很少,以媒体效果来说,并不太成功。但是,我却看见有许多人在颤抖,其中包括程洋带口号时数度喘着气,难以言语,我很少看到程洋在公开场合这幺生气。车道「佔领」没发生,倒是模仿了另一个片段,邱智彦带大家朗读已拟好的心声,他一句,我们集体跟着覆诵,在他身后像是一道巨大的音墙。程洋说,他在旁边看,有些比较激烈的字,邱智彦临场没有唸出来。他没有砸鸡蛋,脱稿演出的是朗读心声过程流下来的眼泪,以及那个自製的「无」字大板子,野店朋友不言语冲上去遮蔽了万能招牌,人们看见了,无能科技大学。那天邱妈妈现身,像个蒙面女侠的装扮出现在人群的一隅,偶尔我想起这些画面,偶尔在想,如果今天是一个明星学校的学生争取学生权利,是否可以不用那幺生气,可以少受一点质疑,少付一点点代价?

学生都一样?看见与你不一样的学生

筹办学权营的过程,面对学生权利,听过一些疑问:「社会上有更艰难、更血淋淋的压迫,这个关切会不会太小了一点?」、「大学生还是社会上过得比较好的一群人啊。」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总会思索着,究竟当人们关心各个社会运动的议题时,有没有想过这个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在台湾教育体制待过至少十几年时间,尤其要进入社会前,被视为产业后备军的大学生,透过学校的教学设计、评量、规範在身体与心灵上造成的影响,让我们成为一个什幺样的人?我们究竟接受了或抵抗了什幺?而理解这些教育过程,进入生命的那些细节,不正是看见个体性的差异、看见自己与他人共处结构性问题的一把钥匙吗?我真的好难想像,若同为学生身分在面对彼此生命经验差异都不愿意看的人,眼中只看得见菁英学生的人,会是站在什幺样的位置与角度看待可能与自己生命经验差异性更大的阶级,成就某种「进步性」的运动。

今年是2012年,我不知道脑海里的记忆会如何继续重覆在这个荒谬的时代里。而当时光逝去,生命中的那些陷落亦不再成为问题,全部沖刷乾净,我还会持续做那些笔记吗?我常感觉我生命中的那些觉醒是好不容易茫茫于社会中找到的一些平衡。有时我觉得很疲惫,我已分不清是自愿还是被迫走在一条钢索上,继续行走人生。有时我会觉得很开心,生活中好像有一些真正热情有意义的事值得投入,那动力可能来自于一种对世界的愤怒,而愤怒的来源很有可能是自身在教育过程中面对威权的自弃自卑。学生运动是把双面刃,主流与边缘的难解习题,而我有幸赤裸地面对它,愿以肉身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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